按照中国青年报的统计，2023年全国人大代表约32.55%来自机关单位正规的股票配资公司，21.3%是专业技术人员，16.7%是工人和农民代表，这三大块占比是70.55%，还有企业家代表，少数民族代表，部队代表，妇女代表等没有细分，真正来自外卖，快递，自媒体，小摊小贩等灵活就业人群的比例应该很低。
2023年，中国的劳动人口大约是7.4亿人，灵活就业人口无法精确统计，按照官方的统计应该是超过2亿，占总就业人口的的比例超过27%，现在应该超过3成以上了。
也就是说接近3成的人口缺乏发声途径，大部分人都只能在自媒体上留言。
我每年都会关注人大代表的发言，有对汽车产业提建议的，有对卡脖子技术出主意的，金融，体育，影视，残疾人，三农，制造业，房地产，教育改革，几乎所有领域都有一些提案能上新闻，但是针对3成灵活就业人群的提案少之又少，而且关注的问题不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关注自由职业群体的提案是由不愁工作的人提出来的，站的位置不同，所想所急必然不同。
大部分灵活就业人群并非是自愿，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迫，有的是人到中年被裁员，有的是要照顾孩子，真正因为热爱而变成灵活就业人员的比例其实很低，我们应该想办法减少这个群体的数量，而不是第一想到去保障他们的权利。
比如说全国有从业资格证的网约车司机超过700万人，大部分的网约车司机并非是热爱这个行业，而是中年失业没有收入来源不得不从事这个没有门槛的工作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如何保障网约车司机的利益，而是要解决中年失业这个根本问题。比网约车门槛更低的就是外卖，很多外卖员忍受各种压榨和刁难也没办法，因为找不到其他好一点的工作。
从局外人的角度来说，非常关注社保，但是灵活就业人群最大的期望是尽早找个稳定的工作，获取稳定的收入，重新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。
我们要多听听不同行业灵活就业的代表声音，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。现在的做法是让很多经济学家，专家学者，人社局管理人员去分析讨论日益庞大的灵活就业人群所思所想，这能得到解决办法吗？
现在内需消费不足，想了很多办法刺激消费，家电下乡，汽车下乡，消费补贴，各种办法都用了，但是消费还是疲软，这说明没有找到病根，我们要多去基层问一问那些不愿意消费的人是怎么想的，特别是占劳动人口3成的灵活就业人口，不要去问那些工作稳定的人。
要到一线去，要和一定数量的灵活就业人员探讨，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消费疲软的病根。
《选举法》第六条 说“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，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，特别是工人、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；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，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。 ”现在的自由职业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和代表人数严重不匹配，建议改变一下。
人大代表都是各行各业，各个地区的精英，每个代表都在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，让国家的生产力飞速提升，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。生产力的发展已经领先于生产关系，延迟退休和大量灵活就业并存，一边是996，一边是裁员，这有可能是经济结构性转型导致的阵痛，也有可能是长期的。
厉害的人在残酷内卷中生存下来，他们带领行业前进，但是很多人被淘汰了，他们失去了稳定的收入，社会关系被打乱，逐渐在经济活动中隐身，他们没有发声途径，只能在一些自媒体平台留言倾诉，这不正常。
要让真正的灵活就业人员提意见，说想法，不要让专家学者去揣摩他们的想法。教员思想三句话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：实事求是，群众路线，独立自主。
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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